唐宋文学对谈录从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11)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我那篇《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经典时代》忘了提及曾经影响我最深远的宋代文化经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是无论如何赞美都不为过的伟大历史著作
我那篇《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经典时代》忘了提及曾经影响我最深远的宋代文化经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是无论如何赞美都不为过的伟大历史著作。 从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国文明如何把智慧建立在对漫长历史的认识上,这和西方文明把知识与真理建立在理论的建构上,也构成绝然的对比。 我比较敢肯定的说,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逐步走过来的、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不是突然发现上帝或真理而得到的,我们是实践论,西方是形上学。
没想到我也写了这么多, 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 明天是中秋节,就抄上最能给我们安慰的几句东坡词: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信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天,聊报你的认真阅读之忱吧。
发件人:解志熙
发送时间:2019-09-13 10:10
收件人:吕正惠
主题:回复:关于唐宋文学
老吕:
今早起来, 把你的复函又仔细地看了一遍。你对中西文学以至文明的比较,我完全赞同。 引起我兴趣的,乃是你说:“最奇怪的是,跟白话式的宋词一起流行的,竟然还有晚清常州词派以来特别被抬高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王沂孙一派的既重格律、又不断用典的词人。 这种风尚本来应该是‘五四’新文学家特别反对的,但婉约派词风和常州派词学的影响力却至今未衰,实在令人大感意外。 ”恰巧我也关注过这个问题,这里就补说一下我的感想。
在我看来,常州派的词学把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王沂孙一派既重格律、又不断用典且一贯好为侧艳的词抬高为词的正统,这其实是将一种经验性的词之风格高抬为先验性的词之本质——或可称之为词的原教旨主义吧。 但他们显然也意识到这种词毕竟格局小、意境浅,所以便发明了一种读不破体的读词法,即谭献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的发明导源于张惠言把温庭筠的《菩萨蛮》解释为有屈原“《离骚》‘初服’之意”之类寄托的“创造性误读”。 这种有意的误读,后来成为守体尊体一流词学家的拿手好戏。 直到前几年还有人大讲特赞梦窗词的什么“骚体造境法”,几近于“痴人说梦”却自以为是“独得之秘”。 更值得反思的是,在常州词派及其近现代的传人那里,这种词的读法竟然演变成了词的写法,他们以为只要坚守香草美人的修辞传统就足以传达出深广的别样寄托。 我曾经以沈祖棻三十年代开笔的词作 《浣溪沙》为例,揭示了这类词人面临的尴尬困境——
沈祖棻被公认为李清照之后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词作确实出色当行,如1932 年春她在大学词选课上的第一篇习作 《浣溪沙》就出手不凡:“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 鼓鼙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 一天风絮独登楼。 有斜阳处有春愁。 ”这首词让她的词学老师汪东激动不已,四处为之延誉,使年轻的女词人获得了“沈斜阳”的美名。 这确实是一首言近旨远的旧词,其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国民党政府不事抵抗, 故都新京的南京市里仍然到处莺歌燕舞,仿佛江山依旧,但年轻的女词人却不随时浮沉,而有悠悠鼓鼙之思,她的春愁也非一般儿女之情, 而乃对民族危机的感怀——据后来成为其丈夫的程千帆先生的笺释,“末句喻日寇进迫,国难日深。 ”这笺释自然是可以凭信的, 但问题恰在于如果没有这样的笺释,读者是很难从“有斜阳处有春愁” 这样出色的旧词句和典型的旧意象里感受到如笺释所说的新时代意识。 这其实并不是读者的接受能力问题而是由于“旧瓶装新酒” 局限了作者——人们即便借助笺释得以理解作者的深层寄托, 仍然会感到用那样的旧词句表达这样的新寄托实在捉襟见肘、难免牵强。 所以,这一词例固然表明在现时代要写出像旧词一样的旧词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但它也同时证明要使词这种传统的倚声之道传达新时代的心声,那即使是才华杰出如沈祖棻者也难望运用自如的。 (《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四十年代的新诗潮叙论》)
其实, 被奉为近代词学大师的朱祖谋所为“彊村乐府”,也是如此作词的。 看他一个大老爷们,一旦写起词来,却装扮成一个扭扭捏捏的小女子或老怨妇,真是何苦来着,岂不可笑杀人也么哥! 可是,婉约派的词风和常州派的词学,却也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所谓“现代派诗”,这也是胡适和冯至之所以批评三十年代的“象征派—现代派诗”的原因——这个说来话长,大过节的,且罢且罢。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qhdxxbzz.cn/qikandaodu/2021/0313/8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