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对谈录从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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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对晚清、“五四”以来关于唐宋文学的一些主流看法逐渐产生怀疑,主要问题有两个:一、贬抑韩愈,二、抬高宋词,贬低宋代诗文
我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对晚清、“五四”以来关于唐宋文学的一些主流看法逐渐产生怀疑,主要问题有两个:一、贬抑韩愈,二、抬高宋词,贬低宋代诗文。 汉末以降,佛、道盛行,儒家势力衰微;中唐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复兴,韩愈是关键人物。宋代以后,儒家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因此,宋人都推尊韩愈。 晚清以来,中国人逐渐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一方面开始反封建、反儒家,另一方面又推崇所谓民主,认为思想应该多元化,不应定于一尊。 这种思潮自然有其现代的合理性,但对孔子、宋明理学、韩愈的批判显然简单化了。 只是孔子与理学已经深入中国的人心, 再怎么样批判,都无法加以撼动,而韩愈只是一个文学家,因此,遭受新文化派的批判最久最深。 我写博士论文时,熟读韩愈诗文以后,发现我越来越喜欢韩愈这个人,而且也完全了解,在唐代大一统之后,如果要维护社会秩序,一定要重新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在这方面,韩愈的贡献最大,他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人物。 在大陆的古代文学研究界,为韩愈抱不平的人大有人在,但似乎还无法完全恢复韩愈的地位。 你对我的看法非常支持,而且在信中为此讲了许多话,可见你也是拥韩派,让我非常高兴。
“五四”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都赞成简单的文学进化论以至文体进化论,反对古代诗文用典繁多,不够平民化,因此矫枉过正,常常以少用典甚至不用典作为评判文学优劣的标准(连王国维都如此)。 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如果西方文学把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经典中的典故全部去除, 那么西方文学还有什么深度可言。既然如此,如果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经典,抛弃了我们传统思想的固有因素,那么,我们的新文学就充满了我们刚刚接受而来的、还处于皮毛阶段的西方思想,这样的作品怎么会有深度呢? “五四”新文学运动还有一种偏见,即认为文学一定是要“纯粹”的。 他们根本不了解,即使在西方,“纯文学” 的观念也是在浪漫主义兴起以后才逐渐产生的。 就是在这观念的作祟下,他们贬低古文,又认为宋代诗歌是纯粹的士大夫作品,不够平民化,因此他们就推尊最接近白话的宋词。
最奇怪的是, 跟白话式的宋词一起流行的,竟然还有晚清常州词派以来特别被抬高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王沂孙一派的既重格律、又不断用典的词人。 这种风尚本来应该是“五四”新文学家特别反对的,但婉约派词风和常州派词学的影响力却至今未衰,实在令人大感意外。 我的朋友常说,我因为看不懂他们的词才反对,其实他们的词我绝对读得懂,而且承认他们有某种艺术性,但把这些人,特别是吴文英和王沂孙,推尊为宋词大家,我很难认同。
最后要谈到你对宋诗和稼轩词的批评,你认为他们作品所描写的经验,太过囿于士大夫的生活和趣味。 你的看法非常深刻,宋代以后一切的士大夫文学都有这个缺陷。 我原来非常沉迷于诗词中的世界,但1970 年代台湾逐渐面临政治、社会的巨变时,我开始关心现实政治,突然对诗词感到厌烦。 当时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这样讲,“仔细观察传统文人的生命形态,我们可以说,孤独感来自于生命的虚掷与浪费,来自于生命的落空所导致的自我认定的困难。 当生命即将消,在‘日月掷人去’ 那种不容自己控制的时间的逼迫下,深深体会到‘有志不获骋’的创伤,这时,一种难以言喻的孤独的暗影就会袭上心头。 这种孤独是传统文人一切的寂寞感的总源头”。 我又说,“当然,传统文人也有他们发泄生命的方式,他们可以纵酒,在酒精中‘飞扬跋扈’,显现出生命力的本质依然存在,他们可以肆意挥毫,把胸中的不平之气泄之于外,留下许多嵚崎磊落的书法。 他们可以吟诗填词,把长期的郁闷与孤独表现在文字上,写出许多后世传诵的名作。 所以这一切,综合地凝聚在纵酒高歌、当席挥毫、诗篇滚滚而出的诗仙李白这一形象上”。 当时我正在旁听高友工教授的课,他在课堂上一再鼓吹中国的抒情传统,我很不以为然,因此,花了很长时间写了一篇《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形式》,大力抨击弥漫于士大夫作品中的抒情质量,这是我早年自觉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那时我所向往的是西方文学中的悲剧精神。
十多年后,我就碰到了充斥于两岸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毁谤,又反过来想要为中国文化讲话。 在那一段非常苦闷的时期,我有几个月时间天天读东坡文集,竟然有了另一种体会。 在宋代那种政治环境下,一个士大夫要真正能够“行道”,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受到神宗重用的王安石也不是真正行了他的道(这一点是要详细论说的,目前我没这个能力)。 这个时候,他们要如何自处呢? 我读东坡黄州、惠州、儋州的作品(包括书简),受惠良多。 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还能活得自在,一点也不颓唐,真不容易。 我对稼轩也非常同情,那么大的才干,那么强的生命力,被迫长期赋闲,如果不纵酒挥毫,不发疯才怪。 不过,你所指出的稼轩词的缺憾,确实击中要害,不能不承认。 最重要的是,你指出了豪放派的词所以没有发展得很好,并不纯是因为受到姜夔、吴文英一派词人的挤压, 基本的关键还是在士大夫的心态,我原来的想法是应该修正。 顺便说一下,我在读东坡时,也读了一点黄山谷,没想到也越来越喜欢。 如果要我细读吴梦窗,我宁可读山谷,我觉得宋代士大夫人品端正,为人正直,知道怎么忍受生命中的缺陷与“不可能”,黄山谷是典型的例子。 你对江西诗派的批评,我也能理解,但我们中国至今也只能出现一位杜甫,这实在无可奈何。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qhdxxbzz.cn/qikandaodu/2021/0313/8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