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对谈录从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当然,正如你所看到的,在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也不时出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统一安定局面的力量。 所谓削弱—破坏的势力主要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
当然,正如你所看到的,在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也不时出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统一安定局面的力量。 所谓削弱—破坏的势力主要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凌、帝国内部藩镇割据的分裂势力之坐大,以及佛、老宗教迷信势力的扩大导致虚无—颓废—享乐之风的盛行和户籍的大量缩减。 这也正是你的这本书大力表彰韩愈的原因,因为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这几种破坏因素同时俱来,韩愈是最敏感地发现问题也最勇敢地提出批判和救治之道的人,他因此积极参与平藩的军事行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大声疾呼“排佛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原道”即“恢复儒家之道”,当仁不让地 “抗颜为师”, 更致力于古文的复兴……如此等等的文化与政治行为, 都旨在恢复“汉文化”的正道,显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文文化的健康发展,影响远及于宋代。 所以,你这本《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以韩愈打头,后面且再次论及他,真是别具只眼。 的确,唐宋时代是中华文明的第二个经典时代,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窃以为这个从唐到宋的“第二个经典时代”的一致目标,就是一度淹没的“汉文化传统”之复兴,所以从唐到宋的这一系列复兴运动——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复兴儒学的理学运动,或可统称为“唐宋的汉文化复兴运动”,不知以为然否?这复兴乃是复古以革新,所以在文化思想上又有新的开展。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从单纯的“任个人” 的个人主义立场和反载道的纯文学观点着眼,攻击韩愈不遗余力,尤其是周作人师弟们一直是喋喋不休反韩愈的急先锋。 你在论韩愈文中对此也有反思, 还了韩愈一个历史的公道,颇合我心。
有趣的是, 我的硕士导师任访秋先生1935年夏在北大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受其导师周作人的影响,撰写《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以为“唐既统一天下,照一般专制政府的惯技,一定继之而来一个思想的统一。 ……论者谓其束缚思想,较之汉武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文学思潮,由隋以来即直奔向复古的道路上去。 最初是陈子昂、李太白对诗歌的提倡复古,继之以权德舆、独孤及、柳冕、韩愈对散文之提倡复古。 诗歌复古的结果,走到写实,而注重社会的现状的路上。 散文复古的结果,是‘文以载道’,此所谓道乃孔孟之道,载道者乃是借文章来阐明发挥孔孟之圣道”。 又谓:“在北宋初年,本来是古文二次的复兴期,欧阳修自命是传韩退之的衣钵,而东坡则是出于永叔之门的,所以他们的思想总归是囿于一曲,而不能弘通。 至东坡早年的文章,譬如制策之类,完全学韩愈,就文学而论,不值得称道。 ”在稍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中,任先生也对韩、柳主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弃置不论,对韩愈的人、文、诗尤为不屑,所以有这样的讥议——
退之最初本是极倔强的人,但遭了这次打击(指其元和十四年谏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志熙按)后,锐气顿消,马上可变了那副刚直的面孔,反来阿谀乞怜了。 当他到了潮阳之后,给宪宗上表,先说那里地方的恶劣,他年已衰迈,受不了那种折磨;次说他“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假若天子不怜恤他没有人肯替他讲话; 接着说他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但好学问文章,将来那种歌功颂德的文章,自己敢说胜任而无愧;末了又说了一大堆谄谀的话,劝宪宗把自己的功业应定之于乐章,告之于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俾可垂之万世而不朽。 表上遂改授袁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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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总觉得退之的诗缺乏朴质与自然,所以令人感不到亲切的意味。 他学工部的奇险,结果流而为虚矫,学太白的豪放,结果流而为粗犷。 至于李、杜两人的长处,所谓空灵飘逸与恳挚质实, 则彼实槩乎其未之闻。 至退之的作品,为什么竟走上这样一条路? 我认为还不外他的思想与修养的关系。我们试读他的散文《原道》,就可以看出他是以道统自任的一个人,而他的朋友张籍也曾劝过他来担负道统 (《新唐书·一七六·张籍传》)。 因此他就不能不故意的装腔作势,摆出规矩尊严的样子来。 加以他又是不能忘情名利的热衷者, 他劝他的儿子要努力读书,因为惟有读书,才能够富贵利达。 ……这种纯以利禄来诱导子弟,就可以晓得退之这个人的修养是如何了。 像他这样不真率的人,怎能写出真率的诗呢。
我在十年前整理任先生这些著作后所写的《古典文学现代研究的重要创获——任访秋先生文学史遗著三种校读记》一文中,不得不推本溯源,指出任先生的误断来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偏见,而不自量力地为韩愈做了一点辩护——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qhdxxbzz.cn/qikandaodu/2021/0313/8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