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对谈录从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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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很高兴你注意到胡适的词学观比王国维的词学观更有历史感(顺便说一下,最早比较王、胡词学观异同的是任访秋先生, 他1934 年就发表了《王国维〈人
我很高兴你注意到胡适的词学观比王国维的词学观更有历史感(顺便说一下,最早比较王、胡词学观异同的是任访秋先生, 他1934 年就发表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 你赞成胡适的观点,认为“词要成为重要的文学体裁,成为能够与五、七言诗比肩的形式,也要从它的民间文学时期更进一步的文人化,更进一步的提升。 ”这真是一语中的之论,据此,你重论宋词的发展路径及其令人惋惜的歧途,可谓切中要点也击中要害之论——
北宋中叶以后,词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方向来进行的。 不过,就结果而论,词的这一文人化的过程,并没有把词提升为更重要的诗体,反倒把词发展成一种五、七言诗主流之外的奇花异草,美则美矣,但终究不是堂庑特大的殿堂。 中间的关键就在于,词的文人化是循着两种途径来发展的。 一种是苏、辛的路,即一般所谓的豪放派;另一种是周、姜的风格,即所谓的婉约派。 词的文人化过程所以没有走上康庄大道, 就是因为周、姜一派终于占了上风,而成为词的正宗。
苏、辛等人的作风,用胡适的话来说,是把词当作一种“新的诗体”,用词来作他们的“新体诗”。 所以,词的内容扩大了,“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词的风格多变了,“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无所不包。 换句话说,词变成诗的一体,是五、七言古、律、绝之外的第七种诗体。 诗人可以写五古、写七律,也可以写词。 不过,词是一种新出的形式,表现力比较强,弹性比较大,因此,更值得尝试,更值得拓展。
如果词是按照这一方向充分发展,那么,它可能继五言、七言之后,成为中国诗的第三种重要形式。 它的潜力不会在宋代就被发挥净尽,它还可以在元、明以后继续为绝大部分的诗人所应用,而成为诗人最主要的表达媒介。 这样的词就是康庄大道的词,是诗歌国度里与五、七言鼎足而三的诗体。
然而, 这样的词却在南宋中叶逐渐式微,而为另一种文人化的词所取代。 这另一种词在北宋中、末叶为柳永、周邦彦开其端,在南宋中叶为姜夔所复兴,此后一直凌驾于苏、辛一派的“新体诗”,并在清朝得到某种程度的拓展。 这一系统的文人词,现代学者有过种种的阐释、种种的评论,但似乎还没有把它独特的本质说明清楚。 因为它的性质的确很特殊, 是中国文学中一种全新的感受、全新的表达模式。 用最简单的话讲,这是挫败文人的自怜心境的表现。
我们可以简略地分析这一派词人的身份与遭遇。 他们的远祖柳永是个长期流落江湖的未第进士,落魄到为歌楼舞榭的女子填写歌词;他们真正的宗师周邦彦,是长期沉沦下僚的小公务员。 到了南宋,他们的重要成员,姜夔、史达祖、吴文英是江湖清客,凭着他们的文学在权贵之门讨生活; 周密、王沂孙、张炎也是如此,只不过多了一种亡国王孙的悲哀。
他们的词基本模式是这样的: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回想到自己的过去,特别是过去的一段情事,沉湎于回忆之中,并以目前的流落自伤自怜。 像周邦彦的《瑞龙吟》、姜夔的《暗香》、吴文英的《高阳台》、张炎的《月下笛》(万里孤云)都是最典型的作品。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词好像和唐人绝句“去年今日此门中”所表现的今昔之感相类似,其实却大有不同。 他们的词把往事扩大描写,在他们细腻的笔触下,回忆起来的往事不论多么哀伤,却总是有着令人回味的美感。 他们就沉湎在美的伤感之中,表面上自怜自艾,其实却有另一种“满足”存在于其中。 这种独特的抒情美感,在中国的诗歌中,的确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为中国的诗歌开创了一个特殊的天地、特殊的境界。
这是一个细腻而美好的世界, 然而,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这个世界不论多么特殊,多么有价值,总是无法跟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所代表的那一个无所不包的宋诗天地相比。 然而,它却被常州词派、晚清词人,以及他们在民国时代的“遗族”抬高了,变成词的正统,变成词之所以为词的价值之所在;正如王国维、胡适等人之抬高五代、北宋那种具有民间风格的浑成自然的小词一般。
由此,你比较宋词与宋诗的成就,对褒宋词而贬宋诗之见提出了有理有力的问难——
综合以上所说,词可以分成三种:早期的词,描写人的单纯而基本的感情,具有民歌风味的直率与深挚;周、姜一派的文人词,表现落魄而挫败的文士的心境,把往事转化为美丽的哀愁世界, 并进而沉湎流连于其中;苏、辛一派的文人词,无所不写,无所不包,实际上已成为宋诗的一体。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qhdxxbzz.cn/qikandaodu/2021/0313/803.html